拉着韦尼亚夫斯基的《传奇》，我的心开始漂浮。我思考着，世间的万物都是因何而生，我们的存在的依据。苏子说：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羡长江之无穷，哀吾生之须臾。”正是揭示了世间人们痛苦的根源。既然存在是渺小的意识载体，我们存在渴望着永生，像陶渊明：“聊乘化以归尽，乐夫天命复奚疑。”这本是对人生的一种无奈的放纵，却成为千古颂扬的命题。每个人都要斗争，不允许存在思想的堕落，但陶渊明是个特例——当现实满足不了精神的渴望，哪怕是一点点，他就会产生对世界的绝望。陶渊明脱离世俗，来到田园，享受感官的乐趣，但他将自我蒙蔽了。他认为活的更真实了，可是难道他没有思考普天之下的民众？如果没有，他为什么一直在写文章批判现实的社会？
不过陶渊明在我心里还是一个贤者的范例。很少人能像他那样超脱，把自己的灵魂寄托给自然。很少有人能不说出“遗憾”。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，悲剧不断上演。悲天悯人的思想的孕育，使更多的人宁愿绝望。昨天，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80周年，我想不明白，难道存在与消失的思想在中国人眼里那么分明吗？
回想起，我也曾经在痛苦的时刻准备自尽，那时人生对于我，那么缥缈。可那时我还没有成年，摔了一个跟头就站不起来的，怎么能继续前进？所以我带着遗憾一直思考。直到生日那天，我仍然活着。我没有胆量去死，或许是，没有能达到像川端康成的人生高度；也或许，并没有海子的痛苦。
活着，人生的美好的。我不知道川端为什么快乐地离开家，之后就在世界的平静中结束自己。我想知道，除了能超越诺贝尔奖的“家庭”，难道就没有一样东西能留住他？还有海子，当我初中第一次听到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时，我就爱上了这句诗。可是谁想到，这个我所想象的抗战时期的伟大诗人，竟然就活在我们的时代，我没想到他，就在我出生前的4天，他死了。25岁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所有的天才都要在年轻的时刻选择生死？
川端是日本人，但他不是我们中国人所想象的“日本人”，他是个好人，起码他的品质保持着古典日本精神（从某种程度与中国古典精神相似）。中国人不喜欢读他，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日本人？我也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，可是我热爱川端康成，因为悲怆的情怀是不分国界的。川端康成死在老舍的后面，说他们是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思想，我同意。但我也认为，他们的死亡根本缘由是一样的。老舍有着我们满人的极强的皇家式的尊严感，且他的死亡确实与混沌的社会有关，那么川端康成呢？他也一样，对于无望的社会。选择生死是那么困难，而结果却那么简单。我想象不出，在黑暗中永远冥迷的痛苦体验，孤独、寒冷。因为社会的无望，告别了与自己相伴大半生的躯体，怎么能忍心？
我在几天前看到了柏华的诗歌，充满了政治的幻想。除却对热情的奋斗的简单抗争，就是死亡的无畏。我想起了海子，我不敢妄自猜测，但是确实在海子死亡后的不到3个月，就是6·4。
我觉得自己如此的幸运，我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：不是古代的封建屠戮，不是八年痛苦的挣扎，不是流泪的内战，也不是十年无知的批判。而是刚刚好在又一场变动开始，也是结束的时刻。但我仍然活的痛苦。面对着夕阳思考，我是谁，在火光之中，谁能赋予我自我的升华？只有一声叹息，孤独的游徊，最终被人遗弃。
活着，在人间——我的目的是什么？
